1979年我考入安庆师范学院，在红楼里上课学习了四年；1983年毕业留校，在红楼里办公上班。1986年因为所住的敬敷书院老房子翻修，我们一家三口还在红楼上住了一年。几十年过去，当年在红楼里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还历历在目。近几天翻看旧日的报刊资料，到2015年3月，我们学校的红楼，已经整整八十岁了。这里，且把红楼的旧世今生作一番盘点，和大家作一次分享，也许还能勾起校友与同学们的一段美好回忆吧。
一、红楼建设：三任校长接力，历时三载艰难完成
最早，红楼是民国安徽省政府投资兴建的省立安大教学大楼。1933年设计，1934年开工，1935年竣工。
省立安徽大学1928年在安庆成立时，自有校舍只有两片旧房子，一片是清朝省学敬敷书院和民国安徽省立法政专科学校的校舍（即今安庆师院菱湖校区址），面积近两百亩，被用作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膳所以及二年级以上学生住宿。一片是前省立第一农校校舍，位于东门外的五里庙，面积有一百余亩，地面仅有一栋两层楼和几栋平房，还常年被军队占住，安大无法使用。为此1928年安大以年租金8000元的代价，租用了安庆教会所办的圣保罗中学3层教学楼、2层办公楼、教学楼和平房各一栋，作为文法两个学院的教室和学校办公室、图书室，租约4年。由于校舍分散且都比较老旧，建校不久就深感不够使用，迫切需要建设新的教学大楼。
1930年秋，安大成立校舍建筑委员会，但由于经费没有着落，一两年在校舍建筑上没有任何作为。1932年初学校改组了建筑委员会，校长程演生为主席，成员为程滨遗、丁嗣贤、丁镜人、李大防、胡子穆、陈季伦等教授，提出安大新校舍建筑计划报省政府，总预算为15万元，省政府同意在全省"米照捐"项目之下筹款兴建。由于安徽连年遭受水灾，民生艰难，不久“米照捐”被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建设计划落空了。1933年初省政府议决从省财政内拨10万元，安大自筹5万元兴建校舍。为筹款兴建校舍，安大聘请海内皖籍名流成立了安大董事会，经程演生、傅铜两任校长数度赴沪召开董事会议，安排劝募，最终只有安大董事会的董事程霖生捐出了2万元，利用这笔钱，程演生校长将五里庙旧房拆迁，改在百子桥学校对面的城墙上头(今安庆二中北部)的空地上修建宿舍47间，厨房6间。作为安大学生第二宿舍区。
1933年5月安大领到省政府校舍建筑的前期拨款2．2万元，程演生校长于1933年10月斥资5747．7元，在百子桥敬敷书院西北边购地（购买地皮11．3亩，迁走原有的三家住户），作为新大楼基址，同时于1933年夏开始新校舍大楼设计。
程演生聘请上海大德营造公司刘漱芳工程师设计并绘图纸。新校舍有三大建筑，一个是容纳600人的大礼堂，一个是包括理化实验室的科学馆，一个是教学大楼，包括图书馆和办公室。钢筋水泥构建，三层。1933年8月新校舍图样绘制完成，当年11月进行建设招标，12月27日开标结果，南京缪顺兴营造公司得以最低价格21.2243万元得标。但省政府原核定预算是15万元、现标底超过预算6万多，无法通过。程演生校长和安大事务长胡子穆与缪顺兴公司协商，缪愿通过变更建筑形式来降低工程造价，即大楼原设计用古铜色钢瓦、宫殿式屋顶，改为红陶瓦、一般坡顶；钢质门窗改为洋木门窗，钢骨水泥柱亦改为砖柱，大楼正面泰山（门坊）上的花岗岩贴面不用；二三层阳台马赛克贴面除去，纱窗不用，礼堂也做相应调整，联通三大建筑之间的钢筋水泥走廊改为砖木青瓦走廊。由此建造价格降至18.4834万元。这个造价仍然超过预算3.4万元，程校长打报告呈请省政府修改追加预算，而省政府则要求继续削减造价，双方僵持不下，校舍无法开工。程校长因而辞呈六上，坚决请辞，并于年底离任。
1934年初傅铜校长接事以后，去省财政厅商量建筑拨款事宜，省财政厅表示不但15万没钱，现在连10万元也拿不出来了。无奈之下傅铜于1934年2月赴沪找校董事会想办法，董事长许世英说，如果省政府能够拨款10万，剩下5万由董事会来募集。傅校长返回安庆以后见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刘与傅有同乡之谊，答应拨款10万，但要扣去前期预拨的2万。经安大秘书长张傧生反复去财政厅毛厅长处交涉，当年下学期才拨款到账6.6万，加上程校长移交的建设费1.02万元，可以开工了。
然而在校址问题又节外生枝了。1934年4月间，教育厅长杨廉（字思默）陪同教育部一个督学视察省立安大，到安庆西门大观亭、鸭儿塘去游览，督学大人认为鸭儿塘依山面水，风景最佳，力主新大学应该去鸭儿塘选址新建。安大人觉得去鸭儿塘建校，一是重新征地费用要加大；二是那里为山丘，地面起伏，施工成本高；三是目前的校址地盘已经买下了，不用就要浪费；四是老校区的许多旧房屋还可以使用，一旦迁到鸭儿塘建校，百子桥的校舍就派不上用场。校务会为此多次开会，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傅校长不敢自专，4月12日到六安去见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报告了学校建设上的分歧。刘镇华一听鸭儿塘有山有水风景好，马上赞同在鸭儿塘建校的方案。主席一声令下，安大只好将已成的方案和图纸丢开，重新按鸭儿塘的地形做规划设计。当年五、六两个月，张傧生和工路局周、伍两个局长及几个技师，每周都要前往鸭儿塘踏勘考察地形。鸭儿塘周边有许多坟地，坟主们听说要征地迁坟，纷纷反对。几天之内由省政府转交安大的控告信就有30多件。刘一看控告信过多又来电嘱咐傅铜，在征地问题上不可冒失行事，实际上否定了这个方案。这样又重新回到在原地建设的老方案上来。时间却耽误了三四个月。
1934年暑假以后，董事会募捐没有结果，学校约缪顺兴营造公司来安庆商讨在现有财力前提下建设校舍的事宜，这时可能的建设经费，只有省里答应的8万拨款，先期的2万只剩下1万零200元，共计9万元可用。由张傧生与张庆琦与公司接谈。张庆琦是安徽颍州师范学校的校长，富有建设经验，曾经监督建设校舍。接谈还是修改设计降低造价，结果，礼堂暂时不建了，仍然以敬敷书院的大讲堂充任，图书馆和科学馆也留待以后再说。教学大楼由三楼改成二楼，将楼面人造石（水磨石）地板改为洋松木地板。18.45万的原价，减去礼堂2.7万，减去大楼一层的建设费，这样10万元可以建设了，7月10日确定建设造价为92998元，双方当即签订建设合同，议定四个半月完工，建设经费随工程进度分10次给付，学校钱交清以后公司交付大楼。7月15日学校将合同上报省政府备案，并且确定7月24日开工建设。
1934年7月24日新大楼建设开工。大楼的地基是岗地，过去是一个叫许家小屋的村庄。北边是个小土丘，南边至北城墙边上的安合公路之间，则是5亩肥沃的菜地和小水塘。傅校长筹款买下了新大楼地基南边的5亩土地，为学校新大楼开辟了通往安合公路的出场。《安大周刊》称此举是“广宇天开、气象聿新”。
新大楼开工时，省政府尚欠建设经费1.4万没有拨付，全部到位以后，建设费还有2700元的差额。另外，还有大楼周围的围墙、校门、道路以及楼内各种家具、设备等等，大概还有3万元附属建设经费都没有着落。为此傅铜到处筹款。1935年3月，大楼建成竣工，傅铜欣慰地说：“大楼落成，迁居有日，从此逐渐兴筑，不再仰给邻屋，兹深可庆幸者也。”由于通体采用机制红砖红瓦造就，从此人称“红楼”。但由于省立安大没有交清建设费用，红楼无法交付使用。1935年7月傅铜辞职离任，李舜卿接任校长，继续多方筹款，终于在新学年开始时交清欠款，接收了大楼。当年8月，安大将圣公会的校舍退租。
1935年10月7日，省立安大在书院礼堂举行新大楼落成启用仪式。来宾有省政府代表王月波秘书长，教育部特派员杨思默教育厅长；校董事会代表方孝达，全体教职工和全体毕业生。来宾代表杨思默厅长、教职工代表姚永朴教授，学生代表、毕业生代表相继讲话以后，全体人员步出讲堂来到新大楼前，由省政府代表授予大楼钥匙，李舜卿校长打开大楼南面正门，全体在新大楼前合影。为了庆祝新大楼的落成，安大学生社团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在礼堂举行游艺会，下午由学生口琴队的表演开场，学生剧社接着演出京剧《玉堂春》和《四郎探母》的几个折子戏。晚上演出三幕话剧《民族之光》和《南归》。校报《安大周刊》出版了纪念专刊。
二、敌寇侵占，两遭水淹，红楼历经磨难
红楼落成以后，省立安大办学条件大大改善。红楼二楼为学校办公机关和图书室，一楼为教室。此后几年，学校发展蒸蒸日上。不料日寇侵入，安庆沦陷，红楼也横遭灾祸。
1938年6月到1945年8月日寇占领安庆期间，我们的校园被日军占作“华中派遣军野战仓库”，即沿江地区侵华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校园被两道电网圈起，红楼的二楼为野战仓库的办公室和服装加工车间。一楼以及男女生宿舍楼分别堆放着被服、军火、粮油以及各种军用日用品，书院的平房竟被作为侵略军的马厩，校园内的其他建筑多遭毁坏。抗战胜利以后进入学校的人们发现，学校已经被鬼子糟蹋得不成样子。校友痛心地记载：“物理试验室、图书馆以及大礼堂前的四排楼房均被拆去”，“除大楼能勉强居住外，余悉残破不堪。女生宿舍门窗俱无，楼板破烂颇多。男生第一宿舍为日伪军政部仓库，内储大麦千余包。男生第二宿舍地板损失过半，处处垃圾，若粪坑焉。宿舍前有平房百余间，倾墙败垣，瓦穿梁朽，雨泽下注，水流成渠。大楼后有镔铁房一所，为日人所建者，墙壁倒塌，马粪如山，可远观而不可入观。校园内蓬蒿如麻，野草横生。败瓦颓垣，不忍触目"。
1946年6月27日，国立安大筹委会开始接管省立安大校舍，筹委会代理主任陶因与筹委会全体工作人员迁入学校办公。人们开始了紧张的校园修复和重建工作。冒着炎炎烈日，清除堆积如山的垃圾，铲除杂草，翻修校舍，铺平道路，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安排开学复课的各项工作。从1946年7月底到11月初，在筹委会的积极努力下，学校的房屋、道路整理完毕，暑假后开始招生。当年安大共招新生1079人。随后，南京临时大学解散，又转来一批学生，武汉大学先修班保送一些学生进校。这样国立安大开学伊始，就有4个年级的在校学生。9月30日，教育部正式任命陶因为国立安大校长，红楼又迎来她新的发展时期。
国立安大办学一共三年，红楼及校园里，既有认真有序的教学科研活动，也有多彩多姿的学术与文体活动，还有过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那是一段风雨与晴日互现、安宁与动荡交加的岁月。
1949年4月22日，安庆解放。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派人接管国立安大并选举产生安大校务委员会。眼见得连年战争终于结束，菱湖边上的校园将迎来和平发展好年华之际，1949年7月中旬，长江洪水泛滥，水位达到18米高位，安庆护城圩溃破，国立安大校园因地势低洼，平均仅仅海拔13米，全校被洪水淹没，水位一度淹至红楼二楼阳台的地板。师生员工大部分仍留在学校(当时全校有教职员工349人，学生293人)，一方面自救互救，一方面积极参加了修堤抢险活动，开展了募捐救灾活动。此时，中共华东局文教部在策划将国立安大与设在芜湖的安徽学院进行合并以组建新的安徽大学，安庆的水患使决策者在考虑新的安徽大学校址时，选择了芜湖。1949年10月，中共华东局文教部令国立安徽大学迁往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安徽大学。
1949年10月，国立安大迁往芜湖,人民解放军安庆军分区接管了学校校园，从1949年12月至1954年6月,我们的校园里开办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担负起培养海军水面舰艇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挥管理人员的任务。红楼是海军联合学校的教学楼与办公室。建国初期，国家曾经从苏联聘请过专家指导海军建设，当时派到安庆海校的苏联专家是鲁克雅诺夫中校，此人工作认真，不苟言笑，在学校建设、教育管理、设备维护等方面事无巨细地进行了指导。在一次对红楼进行安全检查中，他问值班的管理员灭火器怎么使用，该管理员回答不上来，他转身问随同的学校副政委，这位副政委也同样说不清楚。鲁克雅诺夫中校当场进行了严厉批评。海军是技术军种，但创建之初管理军官大多是从陆军调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技术上并非内行，且对学习技术精通设备不够重视。在以后的相关会议上，鲁就此事为例，多次批评，要求学校管理人员率先学习技术，精通相关管理。
鲁对在中国的生活非常满意，但不习惯使用在室外的简陋公共厕所。他自己设计绘图，在红楼西侧的一楼改造了一间带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当时在安庆成为一种稀罕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大多没有见过抽水马桶，而且对在大楼里上厕所不能接受，尤其对占用红楼这样好的楼房做厕所不能接受。一旦苏联专家离开学校，后来的人们立即拆除了这个室内卫生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红楼内才恢复了卫生间的设置。
1954年夏，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安庆堤防再次溃破，百子桥校园第二次被淹没，红楼在1.5米深的洪水中再次浸泡了两个多月，为避水患，海校迁往青岛。此后至1977年，红楼相继成为安庆师范学校与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楼。在饥馑袭来的困难年代，师生们曾经在红楼边上的校园里开辟温室菜圃，种瓜种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教育科学的春天里，师生们在红楼前栽植树木，继续百年树人的神圣事业。饱经沧桑几经磨难的红楼，琅琅书声依旧。
三、安庆师院：红楼翻开新的一页
1977年恢复本科教育以后的二十多年里，红楼既是安庆师范学院的办公楼，也是文科教学楼。大学生们在这里上课听讲座，在门厅走廊的大墙上阅读墙报，也在这里集中收看中国女排首次夺冠的电视直播，以红楼为背景创作速写、水彩等等艺术作品。1984年至1986年，中文系学生们都以红楼的门厅为“五月花”文艺晚会舞台，上演自己编导的话剧、黄梅戏小段和歌舞。观众则自带板凳，或者干脆席地而坐，围在红楼前的小广场上看得津津有味。晚会结束以后则在小广场上跳起了交谊舞。红楼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学校的办公楼，几乎所有关于学校建设发展管理的决策都在红楼形成，承载着国家大事、学校新闻、青春生活的校园广播，通过红楼东边的广播站每天准时播出。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习惯按照这里播送的不同军号的声音起床、早操、上课直到晚上就寝。在这里，学校领导曾经为获得《1984年欧洲人工智能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讲师张铃祝捷颁奖；在这里，两次接待了一向关心安庆师范学院创建发展的著名将军外交家黄镇；在这里，接待了一批批怀念故园的省立安大、国立安大校友；也是在这里，接待棋圣聂卫平、艺术家韩美林、数学家陈省身、任之恭……1998年，还是在这里，曾经举行我们的校园百年办学纪念。
八十年里，红楼还是师生驰骋学林、激扬文字、创作编辑出版报纸刊物的地方，从30年代的《安徽大学周刊》、《安徽大学月刊》到《安庆师院报》、《安庆师院学报》，从大学生办的《今天报》、《江海报》到《白鲸诗报》《季节风》，这些大大小小的报刊，曾经圆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学者梦、诗人梦、作家梦，成就了许许多多教授、专家。
1997年，随着两万平米的菱湖校区主教学楼竣工启用，红楼终于结束了它的教学使命。经过1998年、2014年两次大修，红楼的内部结构有所变化，但它的外形依旧。经历1949年、1954年两次水淹，它屹立依旧。
红楼，是无数学子们汲取知识营养的温床，也承载着无数大学生青春的美好回忆，成为毕业校友怀念母校的标杆。他们在回忆旧事的时候，曾无数次发出关切的询问：母校，红楼安否？“红砖红瓦的国立安徽大学红楼里，被磨得光滑的露出凹槽的木楼板，不时传出的“咚咚”声，还时常在耳边回荡。大门上那二郎神神眼似的老钟走得还准吧。进门左边第一间便是我们的教室，50多人的大班超出了设计者的负荷，以致教室中间的木地板已经下沉，走起来发出吱吱的响声。中间一排中间那个座位上的人，每天总是要听到看门老人的锁门声才撤出楼外。楼外是清风明月、树影婆娑，各色花朵安祥地吐香呈艳，诸多树枝树叶，默默地净化这芬芳的花园，映衬那古朴古香的建筑。楼上的校报编辑部，星星地点燃一颗颗萤灯，在文学浩瀚的夜色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点缀纱帘也点缀着梦……”八九届校友陈裕华的这段文字，非常典型地描摹了毕业的学子们对红楼的眷念情怀。正因为红楼承载了学子们太多太浓的情愫，1998年我主编《安庆师院百年史稿》时，专门请了美术学院的几位师生，绘制了几张红楼画作，用于史稿一书的插图。
2003年，随着必赢国际437官方龙山校区第一期十几万平方米的新校舍启用，学校行政管理机关迁往新校区，红楼完成了作为学校管理中枢的使命，只供几个部门院系在内办公，人来人往喧嚣半个世纪的红楼开始有了难得的宁静和从容。2015年，学校安排文学院迁回内部装饰一新的红楼办学，红楼将再度传扬着朗朗的书声。
倏忽之间，红楼已经度过了80个春秋，红楼是经磨历劫、淡定从容的象征，红楼是传道授业、薪火相传的寄托，红楼是我们学校百年办学、人才辈出、硕果满园的见证。我们祝愿80岁的红楼：容颜不改、弦歌永继、青春依旧！
吴毅安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